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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絲綢之路需在法治軌道運行

  □本報記者餘飛張昊   燈光打在背景展板上,畫面中,一隊駱駝商隊行走在浩瀚沙漠。沿著畫面中商隊前行的方向,目光定在12個字上:“建設法治中國 重啟絲綢之路”。   從歷史回到現實,這裡是2014中國公司法務年會·北京會場。1月10日至11日,由法制日報社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深圳律師協會共同主辦的中國公司法務年會,將這次的主題集中在2014年的兩大關鍵詞:法治中國、絲綢之路。   一項法治、一項經濟,兩大國家戰略交織在一起,衍生出第四屆中國公司法務年會的一大熱點:新絲綢之路上的法律風險與防範。   “先頭部隊”遇法律風險   “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我們選擇交通、鐵路等基建項目和物流項目作為切入點。”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院長楊力說。   交通、鐵路企業成為重啟絲綢之路的“先遣軍”。當然,他們也最先遇到新絲綢之路上的法律風險。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走出去”已有多年,很多海外項目就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上。據中國交通建設集團統計,他們在絲綢之路沿線已修建了2300多公里公路,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也承建了多個深水港項目。   “行走”在絲綢之路上,中國交通建設集團面臨的最突出的法律風險,在項目招投標環節。   對於此類法律風險,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副總法律顧問劉江南這樣解釋:國家不同,法律環境也不同,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國家,腐敗還是重災區。有的時候要拿一個標,除了正常的投標程序外,還要運作很多工作。另外,一些欠發達國家的政府領導人頻繁更換,有的時候,一任部長答應的項目,下一任部長就不認賬了,這種情況有很多。   “在招投標環節,我們遇到的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劉江南說,比如有的國家規定,外國公司在本國進行建築工程的招投標,在實施履行合同時,勞動用工業人員比例是1:1。也就是說,中國公司就這個項目引進了500人的技術管理隊伍,包括財務人員、勘察設計人員等,同時要配套500名當地員工。當然,有些國家對此規定的比例是三分之一。還有一些國家規定,70%以上的主體工程必須由公司自行完成,不得承包,更不得轉包。我們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走出去後,去的是一個代表處或者一個主體公司,並沒有相應的機械設備、技術人員在當地。有時候,這些企業需要依靠當地的公司來完成和履行合同,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涉嫌違法轉包。如果中國公司在海外建築施工現場出現違規違法的行為,很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   由法律環境差異帶來的法律風險,不只中國交通建設集團一家遇到過。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於騰群用分析法研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風險點,其中一個就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體制、法律體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差異顯著,各國法律建設水平極不平衡,企業在不同國家面臨著不同的法律風險。有些國家法律制度相對比較穩定,如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有些國家的法律法規雜亂,國內執法環境較差。   對於踏上新絲綢之路“先頭部隊”遇到的法律風險點,大連海事大學教授張永堅作了這樣的總結:新絲綢之路沿途國家各自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國家體制不同,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貿易投資壁壘;一些國家存在立法不夠完善、執法環境差等諸多問題。   多元交流背後的深層危機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將是多元化的,不僅有基建、物流項目,今後還會有貿易、金融、傳統商品等諸多領域的投資。”楊力說,因此,“一帶一路”的法律風險點也是多元的。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正有著這樣的經歷。在交通基礎建設這一傳統經營市場外,中國交通建設集團這些年開始進入投資領域。“目前的感受是,投資領域的法律風險更突出、嚴重性更大、法律關係更複雜。”劉江南說。   在楊力看來,如果談各個領域、各個企業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點,將會列出一個很長的清單。實際上,在這些看得見的法律風險點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風險。   “其中較為關鍵的是金融風險,也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存在短板。”楊力說。人民幣國際化不足,也就難以在國外建立結算中心。對於這一點影響,楊力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如果在西亞沒有結算中心,企業在當地投資申請貸款時,只能遵循當地國的金融規則,這是一個不利的局面。   另一個深層次的風險,則是國際競爭無序。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光伏產業。當我國大量光伏企業進軍海外市場時,必然對別國市場造成壓力,在這一情形下,別國就會利用海外法律環境差異進行“雙反”調查。   “要解決國際競爭無序這一風險,保持海外競爭力,必須選擇好走出去的對象,保持好走出去的隊形,避免無度競爭,在制度安排上需要有梯次。”楊力說。   不管是風險的預判、風險的預防,還是風險的解決,都需要一支高素質的涉外法律人才隊伍。在楊力看來,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上較深的風險點,也在這支隊伍上。“從目前來看,我國企業的法務人才在處理涉外法律事務時,有90%以上是不夠格的。”楊力說,因此,我們需要培養更多具備嫻熟外語、國際規則,沒有文化差異的涉外法律人才。   從目前來看,涉外法律人才短缺所帶來的風險,已有企業意識到了。劉江南這樣介紹中國交通建設集團的法律人才隊伍:“2013年年底實現了1000人的專職法律顧問隊伍。在1000人隊伍里,20%的法學博士、碩士有相當好的教育背景,主要是為了提高履執能力。”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全系統現在有專兼職法律顧問人員1016人。“但是,根據目前的規模和現狀還遠遠不夠,下一步我們還會加強。”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務部部長王甲國說。   建多層級法律保障機制   政治結構不同、經濟結構有別、法律環境存異,這些因素帶來的法律風險已為一些企業和專家所關註。然而,還有一個影響最直接的風險也不容忽視——環境安全。   “位於‘一帶一路’區域合作樞紐地帶的一些地區,近年來成為暴力恐怖活動的高危地帶。”張永堅說,因此,有必要構建區域預警機制,以消弭恐怖主義帶來的風險。   對於構建區域預警機制,張永堅的建議是,促進各國政府在非傳統安全合作領域的合作,在司法協助、情報交換和共同行動等方面加強協調與交流,增強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預警能力和治理能力,共同推進這一區域各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張永堅研究海洋運輸法律多年,他認為,為了促進經貿合作,便利人員、貨物及各項生產要素的流動,所有活動都須納入法治軌道。只有在法治的軌道上,才能保障“一帶一路”構想得以實施和推進。   “在當前情形下,多邊、雙邊、區域、國家和地方等層面的制度是‘一帶一路’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基礎。因此,一方面國家應儘快制定和出台有關‘一帶一路’建設的專門法律文件;另一方面應加強多邊、雙邊、區域、國家和地方等層面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執行機制。通過各個層面的法律機制保障,促進‘一帶一路’區域合作規範、有序進行。”張永堅說。   “一帶一路”的法律保障機制,既包括多邊、雙邊、國家和地區等不同層級,也應涵蓋跨界運輸、區域經貿、爭端解決等諸多方面。   “‘一帶一路’將是一條中國經中亞至歐洲地區的長圖跨境運輸大通道。但是,沿線途經國家和城市眾多,在國境通關、檢驗檢疫、稅費等方面將存在反覆報關、查驗和交費問題,容易導致通關緩慢、貨物積壓、成本增高等現象。”張永堅說,針對這些問題,“一帶一路”交通運輸制度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應是協調和銜接各個運輸環節,簡化手續和促進外貿商品的統一化、標準化和信息化管理,消除運輸過程中的各種阻礙因素和規範各方的權利義務責任。   在區域經貿法律保障機制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陸續簽訂了一系列促進經濟合作的雙邊和多邊法律文件,內容涉及經濟貿易、投資保護、口岸合作、技術合作、銀行合作、能源合作、跨境運輸、海關互助、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等領域。“然而,隨著各國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這些條約的實施和執行及法律效力還需要實踐的檢驗、完善、補充和具體化。”張永堅說。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國家戰略,將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然而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隨著經濟合作機會增多,沿線跨國企業之間將可能產生更多經濟糾紛。   “爭端解決機制是深化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是‘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法律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張永堅說,糾紛各方對彼此國家法律制度、法制環境和司法體制缺乏熟悉和信任,因此,按照公平、合理、利益平衡等原則構建區域合作框架下的爭端解決機制尤顯重要。通過爭端解決機制的構建和完善,為“一帶一路”區域內經濟主體營造穩定、安全和可預見的跨國經貿投資環境。   本報北京1月11日訊   (原標題: 新絲綢之路需在法治軌道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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